該如何看待TD-SCDMA的建設投資【4】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是國內手機企業從功能機（沒有操作系統，主要功能是打電話和發短信）向智能手機過渡的關鍵年份，國內企業因為沒有產業鏈支持，WCDMA、CDMA2000產品開發困難巨大。同時，國內智能手機市場被蘋果、三星等國際品牌壟斷，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的終端補貼集中資助iPhone等少數產品，國內企業找不到市場出路。這時中國移動放開政策，把終端產業鏈企業吸納進TD-SCDMA手機市場，給予補貼，並推動芯片廠商和整機廠商合作。這猶如久渴之人，適逢甘露，結果國內企業在TD手機市場大發展的2012-2013年完成了從功能機向智能機的產品升級，市場份額告別下滑，提升至現在80%的高位。

　　“實際上TD-SCDMA階段，中國移動號召大家做TD，給錢給市場，對於國內手機產業起到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作用。如果當時三大運營商都上馬WCDMA或CDMA2000，中國終端產業或許就沒有今天‘趕蘋（果）超三（星）’的豪氣了。”一位曾經在手機企業任市場總監的人士如此感慨。

　　TD是個家族，種之TD-SCDMA，收之TD-LTE。

　　中國移動在TD-SCDMA上的努力和付出，在TD-LTE階段結出碩果。當TD-LTE商用信號放出后，國內外企業都全速加入TD-LTE終端研發行列，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有167家企業推出了846款TD-LTE智能手機，銷售超過1億部，給中國移動一年新增8000萬TD-LTE用戶添磚加瓦。可以想象，如果沒有TD-SCDMA階段建立起來對終端廠商的強大號召力和健全的合作網絡，TD-LTE商用不會在短短一年內就全面爆發。

　　“TD產業鏈中大力發展4G多模手機，不僅成就了中國移動，還成全了中國聯通。中國聯通沒在4G上作多少投入，就可以銷售聯通版4G手機，主要得益於中國移動對TD的長期投入和全網通手機的剛性要求。”一位長期從事移動終端市場分析的分析師作出上述評價。

　　熟知移動通信歷史的人都知道，在2G時代，國內移動通信市場是國際巨頭主宰的“七國八制”格局，國內企業對全球終端產業鏈基本沒有話語權。終端和運營商網絡的發展奉行“機卡分離”，互不相干。但是，經過TD-SCDMA階段，中國移動對終端產業鏈的強力介入，中國對全球移動終端產業鏈的話語權發生了巨大改變。高通專利模式（俗稱高通稅），在TD-LTE市場上被重挫，為保前程，高通開始和國內企業開展技術合作。在某種意義上，變相實現了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夙願。

　　5、創新的根本目的是驅動發展

　　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創新驅動發展。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政府就注意到發展模式轉變問題。進入新世紀后，以創新驅動發展方式的轉變成為普遍共識，國家相繼提出了“科教興國”、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等重要戰略。

　　一位長期參與政府決策咨詢的人士回憶：“2000年左右的中國，自主創新談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視野所及，國內具有自主創新基礎的產業，僅有電信行業——當時巨（龍）大（唐）中（興）華（為）有一些創新。因勢利導，自主創新便首先在電信行業先行先試，當時提出了四個課題：數字電視的傳輸、無線局域網、第三代移動通訊、400CDMA。”

　　TD-SCDMA作為第三代移動通信三大國際標准之一，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國家政府的視野。

　　TD-SCDMA創新和商用橫跨了10年的漫長周期，各項決策並非一帆風順，經過了反復論証和嚴謹評估。

　　財新在《TD式創新》一文所提到的國家高層批示發生在2005年——需要指出的是，財新引用批示內容並不完全。此春秋筆法，無非呼應其“蠻力改寫科技產業路線”觀點。

　　【財新所引述高層批示是：此事重大，關系到中國移動通信事業的未來。而高層批示原文是：此事重大，關系到中國移動通信事業的未來，希望有關部門認真研究決策。】

　　實際上，從2005年高層批示“希望有關部門認真研究決策”后，國家部委對於TD-SCDMA的知識產權，以及創新對國家經濟、產業、社會意義做了多次調研和論証，但三年內都沒有下“蠻力”，發牌照規模應用。真正促使國家高層下定決心，是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