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手機補貼很復雜,大部分補貼用在用戶話費補貼上,以讓利的辦法減少用戶流失,全球運營商都這麼干。真正花在TD手機產業鏈的補貼有兩種:成本補貼、渠道銷售佣金。我們公司是從2012年后轉做TD智能機的,之前我們不和運營商打交道,自聯通引入iPhone提供補貼,運營商對市場影響突然變得很大,我們便尋求與運營商合作。但是聯通側重蘋果、三星等國際品牌,國內品牌受益不多,做電信CDMA手機又受高通限制,沒利潤空間。相比較做TD-SCDMA容易,那時展訊方案成熟,TD沒專利費,就做TD了。賺中國移動手機補貼是后來的事情。”一位做TD定制手機的企業高層如是說。
一位長期做用戶調查的人士也給出了手機補貼的成因:“手機補貼這事,並不是中國移動支持TD-SCDMA手機時首創的。實際上是全球移動通信2G到3G的過渡性產物,一方面運營商為了轉變用戶消費習慣,用補貼鼓勵用戶使用3G數據業務﹔另一方面iPhone手機上市后,智能手機替代網絡信號覆蓋成為用戶選擇運營商的最大因素,因此運營商順應變化選擇補貼終端企業,以此加強3G用戶的忠誠度,避免客戶流失。”
2009年-2014年6月,中國移動對TD-SCDMA終端的補貼有以下形式(並非同時出現):1、給用戶話費補貼,2、TD終端專項激勵基金,3、TD終端集中採購,4、給予終端企業成本補貼,5、給渠道商佣金補貼。
話費補貼從2G延續至今,目的是避免用戶流失。真正專用於TD終端的是2、3、4、5類補貼。其中,TD終端專項激勵基金是一次性投入6.5億元,沒有滾動投資。TD終端集中採購量小,單品價格低,投入也不大。對TD-SCDMA終端補貼支出最大的,是給終端企業的成本補貼和給渠道的佣金補貼,補貼高峰期是2012至2013年,期間成本補貼和渠道佣金補貼約佔補貼總額的40%。支出額度大致可以統計到。
財務原則是有借必有貸,支出必有對價。
成本補貼實質上是保証TD終端企業在以成本價銷售(小米即是這種模式)時,仍然有一定利潤空間,能夠進行滾動開發和擴大再生產,以最小代價換取手機廠商對運營商的穩定支持。就算是補貼給渠道商的銷售佣金,中國移動也是按客戶ARPU值(用戶每月平均收入)一定比例計算,本質上是個TD-SCDMA用戶收益的分成模式,而非迫不得已的“買路財”。
4、TD投資對全球移動通信產業發展的影響
TD-SCDMA的規模投資和商用牌照的發放,收獲了一個國際共識:中國說到做到。國際社會通過TD-SCDMA的歷史確認了:如果中國提出一個標准,一定會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起來,中國對自己的創造有了自信。
因此,2010年10月,在國際電信聯盟(ITU)的重慶ITU-R會議上,當我國提出TD-LTE-Advanced標准時,獲得了大會一致通過,順利入選4G國際標准。沒有了3G階段,我國提出TD-SCDMA標准時,所經受的種種懷疑,層層發難和放棄自主創新的國際游說。
中國在TD-SCDMA的堅決投入,讓國際企業意識到中國摒棄了傳統單純引進路線。因此,TD-LTE產業化甫一啟動,國際大腕們便積極投入,敢為人先。一位在世界五百強公司工作的權威人士說:“國外企業因為誤判中國發展TD-SCDMA的決心,損失慘重。整整5年時間,他們自絕於中國主流市場之外,期間又遇全球經濟危機,增長引擎全部停車,破產、出售,裁員、收縮,接連發生。而華為、中興卻借TD逆勢而上。幾年時間下來,真可謂,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TD-SCDMA對全球移動通信產業格局的轉換作用,幫助中國企業奪回主場優勢,已經被寫入歐洲歷史。2013年,歐盟發起對中興、華為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根本意圖就是幫助愛立信、諾基亞等歐洲企業重返中國市場,其直言不諱要求不低於30%的市場份額。而歐盟之所以出此下策,只是因為歐洲移動通信設備企業在TD-SCDMA網絡建設時期,失去了他們曾經在中國市場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光環。
TD-SCDMA投資對終端產業發展的影響也超乎想象。中國移動所做的TD終端產業鏈的總結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底,TD終端產業鏈企業超過259家,芯片廠商9家,終端儀表企業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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