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案愈演愈烈 源头封堵为何这般难?

　　就在上周，全国第一起用户因虚假来电显示被骗、诉讼运营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在广州天河区法院民事法庭开庭。庭审过程中披露出来的74岁原告人、老知识分子杨叔被骗经历，让人听了痛心、揪心之余，不由自主地会担心与自家的老人们也难免“中招”。

　　一宗典型的电信诈骗案

　　2013年10月20日上午，一名自称是天河邮政局的女子打电话告知杨叔，有一封未领的挂号信。不想去排队领信的杨叔，让女子代为拆读这封“挂号信”，得知自己收到一张在上海违章的罚单。

　　一番沟通后，杨叔电话那头的上海黄浦区公安分局“刘警官”告知，违章罚单是误会，但查到他跟王国兴贪腐贩毒集团一案有关，68万元赃款转进了他的账户。

　　紧张又警觉的杨叔立马拨打了查号台进行查询，发现来电显示号码与查号台提供的信息完全一致。最后，骗子们也实现了整个骗局的最终目的：让杨叔在一周内分多次将48万元存款转入“检察官”指定的账户中。

　　这样一宗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例，或许有人看了会笑骗子们的手法太Simple太Low,甚至会有人认为是杨叔太傻，但任谁都不能否认，杨叔已经是老人群体中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了，并且对电信骗案已具备一定的了解和警觉性。推己及人，如果同样的案例发生在自己的父母辈身上，他们又能否表现得更“聪明”呢？

　　电信诈骗案不减反增

　　电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

　　这种看似简单的骗术诞生自21世纪，人类社会金融及通信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借助于手机、固定电话、网络等通信工具和现代网银技术式，从2008年开始迅速发展蔓延，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最近两三年来，公安部门联合电信、银行、新闻宣传等有关部门，大力宣传防范和打击电信骗案的知识，筑起了一张主动防御的大网，只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罪案的数量和造成的损失不但没减少，反而在逐年上升，令亲者痛，骗者快。

　　据公安部的数据，2012年全国电信诈骗案17万起，群众损失80多亿元，比2011年10万起、40多亿元分别上升70%、100%；2013年，全国发案30万余起，群众损失100多亿元。换句话说，去年一年间，平均每天有821宗以上电信骗案在全国各地发生，带来的损失超过2700万元，每宗骗案带来的损失金额平均在3万元以上。这些还是向公安机构报备后的统计数字，那些没有损失或损失较小没有报案的，或者如前述杨叔那样，一开始怕丢脸没有报案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考虑到电信诈骗案中，70%以上受害者是中老年人，3万元可能是老人们大半生的积蓄，被骗之后会造成多少老人伤痛欲绝、多少家庭为此失和困顿，思之令人寝食难安。

　　魔高一丈原因：人性弱点

　　千里之堤，溃毁往往始于一小小蚁穴。

　　在防电信诈骗的宣传广播、视频遍布大街小巷的今天，电信骗案仍有如此高的发案率，我们不得不反思，骗子们凭的什么，能屡屡击破杨叔们早有警觉的心理防线？甚至于，单靠宣传教育，是否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各地侦办电信诈骗的警察们的结论是，“虽然整个诈骗的过程漏洞百出，但它厉害之处就在于能抓住人性的弱点。”

　　犯罪分子最早的诈骗手段是“中奖”，利用了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后来是“猜猜我是谁”与虚拟绑架，抓住的是亲情；现在则是利用政府公信力以及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比如冒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我们有欲望，重感情，七情六欲的任何一种，都能为骗子们所利用，实在是防不胜防。

　　哪怕宣传材料及时曝光了这些段子，骗子们又早已与时俱进，从前段时间的“爸爸去哪儿？”，“我在东莞被抓”，到“马航失联”，很多社会热点话题都会成为编写诈骗短信和剧本的新素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说的正是这种情形。

　　即使你自问已经对这类诈骗言辞完全免疫，但如果这些短信或者电话来自一个你熟悉的号码时，谁又能担保一定头脑清醒呢？

　　90%电信骗案源自网络改号电话

　　公安人员还总结说，“电信诈骗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犯罪，诈骗手法简单，极易传播、仿效。”

　　两三万块钱就能买一个短信群发器，一天内就可以发送超过10万条诈骗短信，即使上当概率只有万分之一，一天有10人被骗，按每人平均损失3万元，也足够骗子集团“回本”了。

　　让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是近年出现的电话改号软件和伪基站，都能随意修改主叫号码，进一步增强了骗案的迷惑性，而这类改号软件竟然只需数百元就能买到，一台伪基站也只要大约2万元。

　　本着做一单回本，两单有赚的想法，暴利驱动下，不法分子对此趋之若鹜。公安部统计，2013年我国发生的30余万起电信诈骗案中，使用网络改号电话作案的占90%以上。

　　有心人可能已经察觉到问题的核心所在，既然严打和宣传教育并不能根治电信诈骗案，为何不抓住“改号电话”这一骗子的命门所在，或防或打，当可收事半功倍之奇效。

　　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现格力电器副总裁陈伟才即是这样一个有心人。实际上，陈伟才从2010年起即致力于大力打击电信诈骗犯罪。2014年，陈伟才借参加“两会”期间，再次提交打击跨境网络改号电话诈骗案件的议案。

　　陈伟才认为，解决电信诈骗问题，运营商需要全部拦截境外网络改号电话，基于目前的技术，运营商也具备这样的能力。

　　“特殊来电”能否被拦截？

　　事实上，电话改号软件早从2008年被媒体首次发现并曝光时，就有通信专家警告说，这种非法软件极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手机诈骗的另一种新形式。在当时，运营商大多回应说，无法识别和屏蔽这种“特殊来电”。

　　而在改号软件被境内外电信诈骗犯广泛利用来进行犯罪的今天，运营商对陈伟才建议的回应依然含糊其辞。有运营商老总表示，骗子通过改号诈骗是“新事物”，以前对电信运营商的技术标准中并没有相关要求，建议公安部找工信部下属的电信研究院测试如何拦截，再修改标准严格执行。

　　拦截改号电话是否真的如运营商说的那么困难呢？似乎也未必。

　　许多智能手机用户都已发现，一些尾号为“110”的“法院传票”、“邮局邮件”类诈骗电话，在某些民间软件公司的电话卫士显示中，早已被数百上千人标注为“骚扰电话”，大大减少了智能机用户上当受骗的几率，而这些110电话据说同样是骗子用改号软件弄出来的。

　　设想一下，同样的技术如能用在运营商网络端，将诈骗电话辨识并拦截于局端，将能减少多少电信诈骗罪案的发生啊。

　　有通信专家表示，在电话诈骗全国损失的100多亿元当中，运营商可获得10亿元左右的服务费用，这样的灰色收入可能是各地运营商对电信诈骗态度暧昧，不愿积极配合拦截的内在原因。

　　陈伟才则说，大家每月6元开通来电显示，13.9亿用户一年共交付1000亿元的来电显示费用，用户与运营商构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用户因为来电显示被误导受骗，运营商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他鼓励杨叔向运营商提起诉讼，要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因。

　　对于运营商在电信诈骗案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法律界仍然没有一致而明确的结论，案件也还在审理当中。

　　但对公众来说，更关心的是，运营商是否有能力将这造成90%电信骗案的大口子部分甚至完全堵上？能，或者不能，根源又在哪里？对此，本报将继续深入关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