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电信业希望，来自虚拟运营商？

　　2001年，在中国电信行业大变革的前夕，周其仁老师出了一本书，叫《数网竞争》。

　　在书中，周老师以印度电信业改革为反例，指出虽然印度推出“开放入股”和“招标发牌”等措施，形式上很象美国的改革；但结果却南橘北枳。

　　书中还分析了中国联通的案例，认为其基本遵照英国电信业改革模式，被赋予第二国有电信公司的地位；但因诸多原因，仍未能实现在电信领域引入真正的竞争。

　　通过分析，“分解式重组”的方案呼之欲出，似乎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利于市场竞争的电信行业。

　　为何电信行业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一次是成立中国联通，第二次是从中国电信中把移动业务纵向拆分），还没有形成有效竞争？

　　周老师在书中的解读是：改革之后，国内的电信行业是“数网并存”并非“数网竞争”，这种格局下，支付了“数网”的成本，但却起不到“竞争”的种种收益。

　　《数网竞争》出版后不久，进行了第三次电信改革，中国电信被南北拆分。之后又进行了第四次电信改革，电信行业形成了三国演义的格局。

　　但直到现在，似乎仍未没有实现“数网竞争”的目标。

　　其原因何在？各方人士回答不一，而我则认为根源在监管部门。

　　任何一次电信改革，无论哪种改革方案，都是既有合理的进步因素，也有问题没解决，同时还产生了新问题。

　　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及时、有序地对改革措施和管理方式进行优化和调整。

　　换句话说，改革应该包括一次性地调整，但更应该包括之后的动态调整过程。

　　客观来说，在资源和职权都受限的情况下，即使有好的意愿和思路，监管部门又能如何？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懒政成为最稳妥的生存之道。

　　一下子改得很厉害，之后又缺乏配套的手段和跟进的措施，最终导致不合理的部分不断放大，被人诟病，行业不是在规则下开展有序竞争，而是一通乱战。

　　这导致的结果是，在外人眼里，电信竞争就是狗咬狗一嘴毛，谁都不是好东西。

　　如今，在民进国退的大背景下，行业规则能否逐渐规范，电信行业是否会有新气象？

　　最近，我转变了观念，得出了新的结论：改变，有可能。

　　有意思的是，推动行业变革的动力，不是来自传统运营商或者高层领导，而是虚拟运营商；虚拟运营商首先颠覆的，不是基础运营商，而是目前的行业监管。

　　从工信部的网站获悉，春节期间工信部领导走访了京东等虚拟运营商，这些企业提出了很多要求和建议，既有话单对接、号卡制作等基础要求，也不乏实时计费、异网漫游等“异想天开”的创新。

　　在基础运营商眼里，这些“不靠谱”的需求根本不值一哂，随随便便拿一些技术难题说事，就能把虚拟运营商挡回去了。

　　但通过拉着监管部门以及各类研究单位，虚拟运营商的这些需求出现了实现的可能。

　　在国家政策的大背景下，民企血统的虚拟运营商提出的建议和需求，得到了工信部的积极响应。春节刚过，工信部就组织基础运营商和转售企业进行沟通。

　　看来，在虚拟运营商的压力下，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有了显著提升；而监管部门行动起来，就会推动基础运营商的积极配合。

　　虚拟运营商的创新，激发了监管部门的活力，及时调整通信行业的管理政策，继而推动基础运营商依托强大的执行体系加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