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時分，雲南省昆明市一家銀行裡，六七個警察圍著30多歲的張女士不停勸說，旁邊還站著幾名銀行工作人員。他們並不知道，張女士已經“中毒”太深——她藏在長發下的耳機仍保持著與詐騙分子的通話，甚至在對方指揮下與警察周旋。張女士遇到的正是制止難度較大的“公檢法詐騙”。

　　2018年10月22日上午，張女士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稱雲南省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員，說張女士的手機號將被強制停機，並問她有沒有在北京市朝陽區辦過電話卡。張女士否認后，對方稱她的信息被泄露了，讓她聯系北京市朝陽區公安局電話報案。隨后，詐騙團伙分別偽裝成朝陽區宋警官、最高檢張檢察長等，稱張女士涉及非法集資案，有大量贓款匯入其名下賬號，需對其進行調查。騙子甚至PS了逮捕令傳給張女士，要求她不准與包括家人在內的任何人聯系，否則立即逮捕。

　　被嚇壞了的張女士言聽計從，22日下午就去銀行取款，但因系統提示其賬號有電信詐騙重大風險，無法支取。張女士又在對方要求下當晚在酒店開房，准備次日取款。23日上午11時，張女士在騙子指揮下辦理了網銀，再次到平安銀行欣龍支行取款。銀行工作人員高度負責，在對其進行勸阻的同時報警。

　　“我們發現張女士在取款前有開房記錄，符合被深度洗腦的特征。”雲南省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昆明分中心）民警姚雙波介紹，“公檢法詐騙”的團伙通常使用恐嚇手段讓受害人心生惶恐，然后要求受害人在外開房，甚至專門指定有電腦的房間，方便操作，目的是孤立受害人，因為在密閉空間裡更容易對其洗腦。

　　圍繞張女士，警察與詐騙分子之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斗就此展開。

　　警察趕到銀行時，張女士正以“存取款自由”與銀行工作人員理論。警察多次詢問是否接到詐騙電話，她均予以否認。“我們向她介紹了一些常見的詐騙手法，當說到公檢法詐騙時，她似有所動。”姚雙波說，但她仍堅持沒有接到過任何可疑電話。勸阻過程中，民警突然發現張女士一側頭發下別著一個耳機，她說是在聽歌。但事實上，是她一直沒有挂斷與詐騙分子的通話，甚至按著對方教的話來應對警察的勸說。

　　“這就是典型的詐騙電話號碼。”姚雙波告訴張女士，並勸她挂掉電話：“如果他說的是真事兒，你挂了他還會打過來，沒有任何影響。”在警察反復要求下，張女士終於挂斷了電話。但此時，她仍不相信自己遭遇的是一個騙局。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勸阻，警察見張女士仍堅持己見且情緒焦躁激動，隻好通知其丈夫，並告知他相關情況，請他進行勸阻。當晚11點多，其丈夫終於打電話給警察，說成功勸住了張女士，避免了6萬多元的損失。

　　雖然“公檢法詐騙”制止起來比較困難，但一般還是能制止並避免當事人遭受損失。相比之下，最難挽回損失的“貸款詐騙”讓反詐中心更頭疼：這類詐騙不需要打電話，通過網絡就可實現，且等警方獲悉時，危害后果往往已經產生。

　　昆明警方2018年9月首次在當地發現並搗毀了一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窩點，共逮捕31人、取保候審11人。犯罪團伙嫌疑人通過網絡平台找尋需要貸款的人，在得到受害人的貸款需求和電話號碼后，又冒充正規貸款公司和銀行與受害人聯系，騙取加急費、清理受害人征信費等，然后騙取受害人的微信賬號和密碼，以清除聊天數據、轉賬截圖等作案証據。受害人多達1600余人，涉及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目前，案件即將進入公訴階段。

　　《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發現，這起案件反映了當前防范電信詐騙犯罪在社會治理等層面面臨的諸多問題，比如電話卡和銀行卡“實名不實人”、電信詐騙日益“精准化”、法律滯后等。

　　一是該團伙將窩點設立在小區、寫字樓等地，不停更換窩點，甚至在昆明某創業園區也曾設立窩點。這是由於創業園區有相關優惠政策，達到一定注冊資本即可減免房租和稅。

　　二是運營商和銀行雖然實行了實名制，但電話卡和銀行卡“實名不實人”的情況突出。雲南省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昆明分中心）民警楊捷介紹，一些急需用錢的群眾或在校學生信用意識差，輕易把身份証低價拿給他人開電話卡。在這起案件中，僅已經開卡的手機卡就有近百張，還有五六十張尚未開卡的手機卡，均系犯罪嫌疑人通過微信購買。銀行卡也存在類似情況，開卡人身份都是真實的，但本身不涉及犯罪，調查時開卡人常常稱“身份証丟失”了，導致警方難以打擊。

　　警方建議，應加強對開卡人的制約和管理，比如一旦發現開出的卡沒有實名使用，而是被用於犯罪，就封卡並限制開卡人幾年之內不得再開卡等。

　　“有的案件裡嫌疑人購買的還是套餐。”楊捷說，一張銀行卡捆綁U盾、短信提示、異地網銀支付就成了“四件套”，可賣到數百元甚至上千元。

　　三是相關法律滯后。由於形勢發展變化太快，微信、QQ號碼、用電話卡注冊的APP等是否屬於公民信息，目前尚無相關司法解釋，但確實已有犯罪分子利用通過不法渠道獲取的上述信息進行犯罪活動。如該案中犯罪嫌疑人要求被害人轉款時，提供的通常是二維碼，這些二維碼是團伙成員通過購買的非實名注冊的微信生成的。

　　四是犯罪行為是通過正規網貸平台上操作的。該案中，犯罪嫌疑人在正規的貸款平台上，通過正規的“搶單”操作獲取被害人貸款信息后，再實施后續詐騙行為。就此看，網貸平台極有必要加強對注冊用戶的監管。

　　楊捷還分析說，目前電信詐騙呈現“精准化”特點，從以前的“遍地撒網”變成了“重點捕魚”，犯罪分子能夠根據受害人的收入水平、職業特點、需求等進行心理分析、大數據分析等，從而設計出更合理的“劇情”，成功率更高，“比如，你卡上有2萬元，他絕不會要求你轉賬3萬元”。

　　他認為，在當前日益嚴峻的形勢下，防范和治理電信詐騙是一場全民戰爭，需要職能部門、支付平台、商業機構和人民群眾共同打擊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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